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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撒冷》中的象征交换生死观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耶稣撒冷》是莫桑比克双料桂冠作家米亚·科托入围2015年布克文学奖的敲门砖。小说聚焦生死秩序的跨越和生死命运的跨越,呈现其象征交换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科托不仅揭露了生死异化背后的权力运作本质,更是凭借书写生死命运,挖掘人物的身份认同焦虑,启发对现代文化流动身份的深远沉思。
  关键词:《耶稣撒冷》 象征交换 生死观
  一、 引言
  《耶稣撒冷》(The Tuner of Silence)是莫桑比克小说家米亚·科托(Mia Couto)的重要作品。他曾分别于2013年获得卡蒙斯文学奖(the Cam?es Prize for Literature)、2014年获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2015年更是凭力作《耶稣撒冷》入围布克文学奖(the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竞争者。小说借姆万尼托(Mwanito)之口,讲述一行人在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Sivestre Vitalicio)的带领下迁徙到与世隔绝的耶稣撒冷开启新生活,但随着时间流逝,众人之间的矛盾激发,最终在耶稣撒冷分崩离析之后回归社会。相较科托的其他作品来说,该书并没有在国内获得足够关注。在国外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主要围绕着三个维度进行解读:一是对小说中独特的动物叙事进行解析,讨论人与动物关系的生态符号意蕴;二是从玛尔达的信件出发,探索书写中的女性主义表达;三是对主人公姆万尼托与科托本人之间的互文性研究,强调科托的自传性书写与莫桑比克文化记忆的传承。如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提名辞所陈,科托“窃取词语的含义,使之通用于任一语言,让两个迥异的世界能够交流”,诚然,“跨越界限”是科托独特的写作手法。已有研究聚焦小说在人与动物、男女性别、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界限突破,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开放的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深入挖掘小说的另一界限的跨越——生与死的跨越,为作品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
  生与死是科托书写的一贯传统,从他的第一本小说《梦游之地》(Sleepwalking Land)以来,对生与死的思考就贯穿始终。在《耶稣撒冷》之中,生与死在姆万尼托与父兄的对话之中频频提及,俨然成为小说叙事的关键元素。虽有评论家注意到这一点,但始终将生死作为书写行为的附庸,简单地认为死亡只是书写所抵抗的对象,生命是创造性思想的延伸。这种观点将生与死局限于语言的形式,忽略了生死的社会文化意蕴,更谈不上是对界限的突破。本文以法国后现代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象征交换基本观点为烛照,聚焦小说主题和人物塑造上的独特象征交换特征,解读米亚·科托跨越界限写作手法的艺术表现,揭示生死异化背后的权力运作,剖析人物命运抉择下的身份认同焦虑。
  二、 象征交换——生死秩序的跨越
  象征交换是鲍德里亚后现代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理论脱胎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与交换的理论基点,即从生产与交换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度的“异化”进行本质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将经济的原则作为社会批判的根本哲学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显然不赞同这种片面的主张。他提出将符号视为现代社会的基础,生产、消费都与同物自身解绑,与符号关联,那么现实社会的批判必须从经济视角转向符号支配的社会文化视角。鲍德里亚同意列斐伏尔的文化符号学观点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摘,但并未摒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批判思想核心,以此为基础提出社会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基本原则:象征交换。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阐释了象征交换的哲学原理,主要包含两个特征:一是“象征”的非现实性,二是“交换”的流动性。关于生与死的非现实性和流动性线索贯穿《耶稣撒冷》全文,凸显对传统生死秩序的价值批判,勾勒出小说生死象征交换的主题。
  鲍德里亚将象征定义为交换行为和社会关系,而非概念、体制、范畴或结构,它终结真实、消解真实,同时也消解真实与想象的对立。这表明象征交换首先是一种非实物的交换,是社会关系参与下的一种符号性质的交换活动。科托在生命与死亡的书写上继承了鲍德里亚的象征精髓。传统生死观点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生命与死亡被限定在精确的身体空间,被赋予不可逆的线性时间特性。然而在科托的笔下,生死的发生却与之截然不同,脱胎于客观时空,引入社会关系的维度书写立体生死概念,呈现出后现代主义虚实颠覆的反讽特征。小说中的重命名仪式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重命名仪式是与主要人物休戚相关的关键事件,标志着两个社会的分裂,也将生死从自然事实领域带入社会文化领域。希尔维斯特勒一行人来到耶稣撒冷后,为他们自身和这片土地进行除名并重新命名,他们“被赐予新名字”,“重新洗礼后,重新诞生,也进一步剥离过去”。从此之后,他们就与原来的社会隔绝,他们“住在死亡之中”,而另一边才是“活物”。姆万尼托不解的是:“我们真的死了吗?”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生与死是线性的、不可逆的,一个人只能始于生、止于死,生死必然是既定顺序的两个不可遇极端。他们从生物学意义上出生,拥有遗传基因关系的父母,除名也未曾剥夺他们的自然生命,而是从原来社会“生的初始”象征性地抹去了他们的过去,又借助重命名象征性地令他们和这片土地再生,脱胎于象征性的父母,从此耶稣撒冷诞生,而他们也成为耶稣撒冷这个新社会的存在。同样,离开耶稣撒冷后,恩东济(Ntunzi)重新进行了一次重命名仪式来割裂自己在耶稣撒冷的社会关系。此时,对于耶稣撒冷来说,恩东济脱离了原有社会关系,他在象征上死去;对于原来社会来说,奥林多·文图拉(Olindo Ventura)重新建立了社会关系,在象征上复活。
  个体的生与死不局限于生物的时空界限,进入象征社会文化层面,那么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角度,他可以是生,也可以是死,本质上他的生死被赋予流动的特征。鲍德里亚指出,象征交换对交换的双方来说是流动的,首先双方可以自由交换,其次双方可以相互受益。一旦交换通道被劫持,一方获得较大利益,就会滋生权力的压迫,形成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异化”等级制度。小说从始至终都借助人物塑造对这种异化生死秩序进行批判。面对姆万尼托的生死问询,恩东的回答“只有活人才知道”揭露了一个事实:他们的死亡被“活人”劫持。他们正在被另一边“监视”着,他们的生死的流动性被打破,产生了观察者效应,观察者的观测决定了他们的生死状态。换句话说,他们的死亡是活人创造的,死人存在是作为活人的对比,实际上死亡成了活人对他者排斥、隔离和驱逐的异化工具。对每个人来说,死亡是必然到来的,因而他们生来就该有死亡的权力,但权力把持者通过对生命的价值管理建立权力,将生与死放在对立面,使死亡局限在某个个体身上并号召集体孤立,人们死亡的权力就被窃取了。人们害怕死亡,害怕被排斥,希望通过生命价值的时间积累来推迟死亡的终点。权力把持者借此操纵其他人通过象征劳动积累、结算和交换生命价值时间。生死象征交换被割裂,凝固的生死供养了社会权力结构运转。希尔维斯特勒一行人是原来社会生死权力运作的一环,他们的死亡被权力把持者把控,并通过建立政治、经济、道德等体制储存,他们必须以参军、遵守社会伦理道德等象征劳动换取生命时间的象征工资,满足把持者发动战争、维持稳定统治秩序等目的。这种象征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秩序通过延异死亡形成死循环,他们失去自身生死的决定权,被权力把持者奴役。意识到这一点的希尔维斯特勒一行人为了结束奴役,利用自身死亡冲动反对权力把持者的生命时间馈赠,对抗生死的决裂,以象征“暴死”脱离原来社会秩序,建立“最后的国度”——耶稣撒冷。反抗“异化”的生死秩序,是故事的源头,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源泉。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并不意味着交换终点,而是另一种停滞的开端。凝固的“死者”身份意味着他们“生”的象征权利同样被劫持,父子三人在对抗异化的生死象征关系上產生了分歧,最终在达尔玛(Marta)到来下激化不平等地位的矛盾,宣告乌托邦的覆灭,众人回到现实社会中。   由此可见,生与死的非现实呈现和非流动性批判是贯穿始终的关键主题线索。在此意义上,《耶稣撒冷》无疑是一本探讨生死象征交换的跨越式小说。
  三、 抗争异化——生死命运的跨越
  主题的勾勒离不开作为组成要素的关键人物的刻画,生与死的象征交换同样也是科托用以塑造主要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耶稣撒冷》对生与死的哲学探寻通过希尔维斯特勒、恩东济和姆万尼托的互动完成,父子三人对抗生死异化、企图改变生死命运的不同路径尝试造就了不同的人物形象,三者的生死身份探讨也丰富了主题在呈现上的多种可能性。
  (一)破死忘生的悲剧
  希尔维斯特勒可以说是科托对鲍德里亚“暴死”观念的极端表达。他长时间浸淫于原社会文化秩序,相较于年仅十一岁和三岁的两个儿子,在生死的异化权力结构之中参与得更深。因此当他在战争的刺激下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一直遵守的社会责任不过是权力组织赠予的延异死亡手段时,采取的反抗手段就更剧烈:面对原来社会的权力压迫,他选择完全脱离玛丢斯·文图拉(Mateus Ventura)的原有社会关系,不顾一切地投向象征性的死亡怀抱之中,获得死亡的自由。
  建立耶稣撒冷后,他脱离了原有生死秩序的掌控,反抗的目标已经完成,但他心中死亡冲动却并未泯灭,依然是死者身份的坚守者,反而在孤独中异化了自我。他将原来社会文化视为“异质”,全盘拒绝任意相关元素的流入,并强迫居民遵守,例如废除金钱交易,将眼泪、歌声、祷告、女人视为“禁忌话题”,“禁止书籍、笔记及任何与书写有关的事物”等。他的一系列条例,表面上废除了生产交换的经济制度,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实际上也注入了一脉相承的等级划分和性别对立的固化结构。他的盲目抵抗,令自己异化成了姆万尼托口中的“孤独的专制主义者”,俨然成为耶稣撒冷的生死观测者和权力把持者。他将世界定义为死亡,也剥夺了耶稣撒冷成员死亡的权力,强调“耶稣撒冷没有死者”。希尔维斯特勒肆意殴打囚禁恩东济,致使恩东济“与死神擦肩而过”,当阿普罗希玛多(Aproximado)恳求他将恩东济送回城里醫院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反诘耶稣撒冷外才是疾病的根源,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所有成员的象征母亲,有资格掌控所有人的生死:“也许你们的母亲曾引领你们脱离黑暗,但我让你们降世的次数远超过她。”此时他劫持了恩东济生存和死亡的权力,使其成为耶稣撒冷象征社会再生产的奴隶,供养着他父亲和元首的特权地位。
  玛尔达的来访揭穿了他苦心经营的谎言:他始终没有逃脱权力的牢笼,自己一意孤行地破生忘死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悲剧。他对生死的把控早已违背了“死亡冲动”的反抗初衷,令耶稣撒冷的生死连续性再次分离,理想化的乌托邦因此化为泡影,耶稣撒冷沦为原来社会的缩影。毒蛇的噬咬将他送回原来社会,他的残存的“死亡冲动”却令他对回归无所适从。他和社会产生了双向排斥,他“害怕死亡,更害怕充实的生活,全心全意地生活”,始终认为自己在这里已经死去,房子只是他的“棺材”。他的死亡苦守成了一次失败的尝试:一方面过度否定让他陷入另一种权力的极端,永远无法抵达理想的耶稣撒冷;另一方面,死者身份的恪守也将他自己隔离于社会文化秩序之外,不能回归。他无法真正享有归属感,只能无止境地徘徊于两个社会、两种文化之间,最终沦为两个社会的游魂。
  (二)向死而生的循环
  恩东济是另一个镜像的希尔维斯特勒。希尔维斯特勒不满原社会的权力压迫,坚持以象征“暴死”脱离原社会;而恩东济无法满足于父亲统治下的固化死者社会,希望以“复活”形式回归原来社会中,因此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反抗父亲霸权的“暴死”。恩东济来到耶稣撒冷前已经在原来社会生活了长达十一年,对“那边”的认知有着大致的框架体系。希尔维斯特勒在耶稣撒冷规定的条例与他认知中接受的原来社会规则产生矛盾,令他无所适从。例如,希尔维斯特勒企图在耶稣撒冷建立起只有男性的死者世界,而恩东济认知中的两性互动结构令他不由得提出质疑“没有女人,我们就没有种子”。对姆万尼托来说,女人仅仅是母亲;而对恩东济来说,女人已经是一种渴望,是两性的另一端。他对女人的生理构造好奇,背着父亲模仿女人,甚至在睡梦中幻化对风情万种女子的渴望,于他而言女人不是虚幻的禁忌。恩东济的“暴死”与性并行,原本希尔维斯特勒禁令下封闭存在的单性“死亡”结构被恩东济对性的渴求摧毁,在真实的女人玛尔达到来的刺激下两性重新形成循环。生与死被权力掌控者希尔维斯特勒劫持,恩东济原本凝固在“死人”的身份之中,而性则以循环的延续性打开个体的生死缺口,击溃他非延续的封闭状态,他渴望“活着”。在性的导火索引爆下,生的本能被重构,死亡回归本位,弥合了控制下固化结构的生死断裂,完成生死循环复归的初衷。恩东济身体上对性欲的追求化成死亡冲动,以企图弑父和逃离乌托邦来实现在耶稣撒冷的“暴死”及在原来社会的重生,使他的生死交换重新流动。
  然而,恩东济的“生”求不过是希尔维斯特勒的“死”望的回声。他在梦寐以求的原来社会复生,延续着对耶稣撒冷的“暴死”。他否定耶稣撒冷的文化,反而开启父亲所否定的军事生涯,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活着的“奥林多·文图拉中士”。又一次重命名仪式仿佛让他脱离耶稣撒冷,摆脱了被父亲控制的命运,摘掉了“死人”的身份,实际上他的所为不过是循着父辈的命运回响。希尔维斯特勒从残酷的战争中意识到自己作为傀儡被操纵的命运,选择“暴死”脱离创造耶稣撒冷;恩东济“暴死”脱离父亲控制,如今主动投向战争的怀抱。或许有一天如父辈般觉醒,再次“暴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耶稣撒冷,或许甘愿成为傀儡为“延异的死亡”奔波劳累。他向死而生的渴望,将他困在了无法逃脱的命运之环上。
  (三)生死无间的希冀
  姆万尼托选择的是和父兄截然不同的道路,游走在生死之间。他是小说的主要叙事者,却始终没有选择一个明确的生死立场。他更像一个清醒的记录者,见证了父兄所选道路的前因后果,对生死的命运有了不同的理解。
  他生于原来社会,却长于耶稣撒冷,从小受到父亲极端生死观的控制,将父亲视为“无所不知,拥有绝对智慧的港湾”,也是拥有命名权力的“神”,但父亲自相矛盾的指令同样让他疑惑。父亲指示他们消灭“道路”是对原来社会的“暴死”坚持,也让他看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控制住了老希尔维斯特勒”。他试图跟随恩东济一起出逃,回到“那边”活人的世界,但最后意识到对他而言这并非新生,“却是退回到诞生之前的状态”。他没有真正建立在原来社会的联系,可以说他是个“正在出生的人”,同时他在耶稣撒冷的重命名洗礼中保留了自己原来的名字,也未真正“死去”。对于这样一个将生未死的人来说,无论是追求“生”或是“死”都不能成为他的归宿,他好似无从选择。   玛尔达最后的信件解开了他的迷惑:“生命发生在我们放弃理解之时。”父与兄所选的道路始终无法逃脱权力把控者构建的生命价值观,默认“生”与“死”之间存在差异。无论是希尔维斯特勒以死亡自我流放反抗权力馈赠,还是恩东济复生后参与象征劳动兑换生命的时间价值来延异死亡,都必须通过权力组织的中介,这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消极生死价值观的合理性,注定了他们为其所奴役的结局。鲍德里亚指出:“生命本身应该走出价值规律,应该能与死亡交换”,真正走出这个困境,就必须停止去理解“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从根本上消除生与死之间的差异性,使二者具备相互性。这种歧视一旦消除,死亡隔离被废除,死人的不朽地位丧失,生死二元对立的格局才能被打破,生死无间的循环被重塑,死亡冲动也会立即失效。
  于是他听从了玛尔达的建议用“文字连接死亡与生命”,绕过了权力组织把控生死的象征通道,作为叙事者重新讲述他们的故事,在书写中客观记录“生”与“死”。在他的文字世界之中,没有任意一方去判定谁生谁死,生与死都在未知之中,同样在这个非现实的世界中,生与死也没有任何价值意义。这样的生与死是流动的,活人和死人身份可以自由选择、自由交换,也因此可以获得同等象征利益。作为叙事者的他,意识到“世界没有死去,因为世界从未出生”,在书写中复苏生死无间的原本模样,破除了权力把控者的生死牢笼,也为摆脱父兄终其一生试图逃离的命运之影带来了希望。
  父子三人面对生死固化的既定命运选择的不同抗争方式,仿佛科托的一场实验。他将生与死的符号汲取出来,放置到多样的个体世界之中,观看面对生死异化的困境,不同的选择会迸发何种可能性。或许会像希尔维斯特勒那样,饱受战争的苦痛之伤之后选择逃避过去的一切,享受乌托邦带来的片刻死亡安宁;或许会像恩东济那样在虚假的宁静中爆发被压抑多时的生命渴望,重回活人的世界。但他们的选择显然没有真正跨越生死固化的命运,从生到死或者从死复生,不过是从一个极端到达另一个极端,默认的“本土”和“异质”文化之分令生死流动的可能性成为虚无,不断在“活人—死人”身份困境之中徘徊。他们的焦虑证实了权力牢笼之难以脱逃。希尔维斯特勒等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权力之眼的凝视之下,潜移默化将权力组织倡导的社会文化两极结构纳入自我,因此所做的命运跨越抉择只是从点到点的二维运动,看不到两点之外的权力之手,也就无法真正打造牢笼,实现跨越。当然科托不是一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姆万尼托在迷惘中顿悟,寻求新的改变,为他的实验带来意外之喜。姆万尼托的书写抉择从根本上否定了权力组织的生死秩序,将生死引入文字世界这一非现实领域,从而实现深层次的象征性,同时在书写中消除生死的差异使其恢复可交换性,这样的选择让科托看到了打破生死权力牢笼的可能性。
  四、 结语
  科托在《耶稣撒冷》中探讨的是象征交换生死观。无论是生死秩序的跨越,还是生死命运的跨越,作品一步一步展示了生死的象征性和交换性。贯穿始终的“重命名仪式”将生死引入非现实领域,彰显其象征性,同时借助人物对生死固化的命运反抗探讨生死流动的可能性,将生死象征交换的主题塑造为小说的主题骨骼,支撑着整个故事的发展。小说中讲述希尔维斯特勒、恩东济、姆万尼托三人各自面对生死异化的反抗路径探寻来实现对生死秩序跨越主题的探索,深化对生死权力的批判,同时也聚焦个体内部身份认同焦虑。他们的命运抉择表面上看是对社会权力压迫的应激反应,实际上也是主体在不同社会文化的冲突中产生不确定性,从而在焦虑促使下形成的文化选择。
  科托向我们展示了以象征存在的生与死,不禁令人反思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着“生死两难”的象征困境,其本质上是一种两极对立的异化结构,我们从中抉择都是“尊一斥一”。这是外部权力凝视使然,也有主体的因素。希尔维斯特勒和恩东济替我们做出了选择。他们在凝视下内化两极对立的结构,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之中做出单一选择,彻底落入权力统治的圈套,酿成悲剧。科托借姆万尼托之口提醒我们,生与死的破局在于象征交换,在于消除生与死的差异对立,在于去除中心。不同社会文化可以跨越壁垒,生活在其中的“活人”和“死人”也应当平等映射。他的小说正是借生死的非现实性和流动性的跨越式书写,建立于现实却体现出超现实性,展现了权力中心控制下的身份认同悲剧,也提示了文化交融时代的流动身份未来指向。他的书写在多重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反复体验生与死的挣扎,使《耶稣撒冷》对生与死的呈现剥离了现实战争苦痛,沉淀对人性的未来深思,最终成就小说醇厚深远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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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高校外语专业思政教育改革探索》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2019JGB112)
  作 者: 李晓滢,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公共管理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对比、公共管理;罗俊敏,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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