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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视域中的女性自救

作者:未知

  摘 要:《包法利夫人》问世百年有余,爱玛之死亦犹盖棺定论:女主人公未履行应尽义务,服毒自杀罪有应得。爱玛独立女性的身份淡出人们视野,冠以夫姓的包法利夫人代其主体性获得合法性。纵观后世评论,妻子、母亲、情妇等身份,无一不延续女性的附属性质。从小说文本到现实世界,爱玛终于成为第二性悲剧的典型。仅仅将爱玛置于父权制下审视,随着制度本身问题的暴露,以往批评的缺陷也日益显现。爱玛在成长期接触的浪漫主义文本,隐性塑造其女性身份,最终内化为观念与现实对抗。从文本制造到观念输出,背后的男性话语始终在场。艺术僭越失败后的爱玛选择自杀,为自己的纵欲付出代价,但女性悲剧还在回响。爱玛的自杀是个人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女性自救的开始。
  关键词: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 女性主义
  一、外省人、农户与修道院
  1.巴黎神话的失落
  1848年,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被推翻,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三等级取得胜利。巴黎作为革命中心,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潮流风尚。主人公爱玛出生在贝尔托庄园,虽然“是个挺富裕的农家”,但“她的爷爷是个羊倌”a,这表明了爱玛外省和农户的身份。在当时,“整个外省都对巴黎充满了仇恨”b。因此,爱玛向往巴黎的背后是难以突破的阶级壁垒,由此造成爱玛巨大的心理落差。从少女时代爱玛送父亲的镀金框炭笔画头像,到去侯爵府作客时,爱玛“就连细砂糖,也觉得比别处的白”,以及幻想子爵掉落的雪茄烟盒,都说明了爱玛对上流社会的物质欲望。
  然而,过去对作品的研究普遍忽视爱玛身上的女性主义倾向。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也登上了公众舞台,巴黎的沙龙女主人们“以自我的形式而存在:她们既不是女孩,也不是母亲,又不是妻子”c。沙龙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场所,巴黎之外的爱玛也对之有所呼应,她“订了一份妇女杂志《花坛》和一份《沙龙精灵》”,一字不漏地细读报道。时装公演背后的女性主义思想,悄然在爱玛心中播下种子,爱玛“既想死,又巴不得去巴黎”。显然,她的认知已与巴黎的先锋思想对接。在精神层面突破落后的外省重围之后,爱玛将目光转向现实,并在历经艰难后最终失败。
  2.以欲禁欲,修道院的悖逆
  爱玛十三岁时,父亲送她到修道院读书,因此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爱玛人格的形成,并融入其性格,影响其命运。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她喜欢病恹恹的羔羊、利剑射穿的圣心,还有那半路上倒在十字架下的可怜的耶稣”,宗教布道中的“未婚夫”“丈夫”“天國的情人”这些比喻,成为爱玛对两性幻想的一个源头,“耶稣是让爱玛产生超凡之爱的第一人”。可见,爱玛对男性的渴望从一开始就注入了超现实的元素,她后来对情人们的一再不满便得以解释。
  浪漫主义小说是致使爱玛空想的另一个源头。此处悖逆出现:修道院内盛行各种浪漫主义小说,但学校却反其道而禁欲,一个召唤人性,一个压抑人性。爱情小说唤起了爱玛的激情,而每个月来修道院讲故事唱情歌的“贵族老姑娘”,更将想象力过剩的爱玛彻底点燃。虽然嬷嬷们总“苦口婆心地开导她,唯有克制肉体的欲念才能求得灵魂的幸福”,但在“以欲禁欲”的反作用下,爱玛“很像一匹给人套上了笼头的马”。她强烈渴望体验真实的性爱,修道院的禁欲最终却换来爱玛对自由的加倍幻想。
  二、被男性塑造的女性
  1.文本内化:男性话语中女性人格的主体性缺失
  (1)幕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文学作品中,话语与权力相关。罗兰·巴尔特认为,“权势总是存在的,它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d。爱玛阅读浪漫小说,也必然被某种权力支配。“文学作为语言的表现,体现了权力无所不在的统治力量,隐含着父权话语。”爱玛阅读的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点集中:雷索尔、费洛妮埃尔出身贵族,且都是国王的情妇。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则是:“书中的男子个个勇猛如狮子,温柔如羔羊,人品世间少有。”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这类由男性书写的“罗曼司”式的英雄救美的小说,以男性视野将女性客体化呈现:男性是主动的、完美的,女性是被动的、需要拯救的。“本文赋予男性的特征是权势、事业上的成功和物质与精神上的获得……女人的属性只是自然的、纯粹肉体的而非社会的、精神的。”e因此,文本生产中,在男性话语的支配下,男性获得主体地位,温柔美丽的女性形象则在视觉强化的背后,逐步被弱化为次要的、附属的、需要被男性观赏与保护的“第二性”。
  (2)台前: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读者
  男性作家的作品指涉两种女性:一种是文本生产时,经男性作家想象加工后的“文本女性”;一种是文本完成后,阅读这一文本的“现实女性”,即女性读者。从上文得知,爱玛痴迷的文学形象背后蕴含男性的审美意识形态,当时爱玛尚未成年,正值人格形成期,这时,作者的观念便以文本为媒介作用于爱玛,使她不自觉地听从文本声音,文本中的虚拟他者取代现实成为爱玛的“自我”:“所有她诗化的情感,不是生成的、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是从书本,从教育孕养起来的,代替了她遗传的天性。”波伏瓦指出背后的原因:“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f女性读者在阅读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之后,自身沦为一种“塑造的塑造”,从而脱离女人的天性,成为男性话语支配的第二性。于是,“左右爱玛欲望的媒介是复合型的媒介”,爱玛的欲望是男性“欲望的欲望”,她在男性对女性的欲望中观照女性,结果并非是对女性自身的真正认识,而是渗透男性意识的他者认识。至此,爱玛作为女性读者,与男性作家实现“共谋”,被男性同化,最终丧失了独立的女性人格。
  2.现实与浪漫的对立
  (1)男性对爱玛的现实欲望
  小说中,三类男性对爱玛的命运构成影响:父亲、丈夫、情人。他们代表不同男性身份,象征对爱玛的不同欲望,其共性为:物质与肉体主导的现实欲望。鲁奥老爹出身农民,却把爱玛送进培养贵族的修道院,其背后动机无非是“让女儿学会那套贵族规矩和气派,说不定能攀上个贵族夫婿呢”g。在19世纪,“很长的时期里,婚约是在岳父和女婿之间而不是在妻子和丈夫之间签订的”。父亲一心促成爱玛的婚姻是为了分担自己的债务,其中女性的个人意愿退居次位,婚姻变成男性之间的一笔交易,女性充当起男性需求的填补物。   丈夫和情人反映出男性对女性欲望的第二层面:肉体。夏尔对爱玛的喜爱更多出于肉欲而不是精神。从婚后生活可以窥见,夏尔并不关注爱玛的精神世界。爱玛热爱艺术,夏尔却吃饱喝足,“仰天躺下,一会儿就打起鼾来”。无怪李健吾说夏尔是一个不自觉的人:“他从来没有想到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根本他就没有思想。”两位情人对爱玛的肉欲贯穿小说第二、三部。童明的评论一针见血:“罗道夫、立昂各自选了爱玛‘小说’中不同的母题。罗道夫选的是爱玛对布尔乔亚社会反感的一面,立昂则是在她的面前背咏低劣小说的词句。利用爱玛的媒介的复杂,两人的钓猎各有所获。”
  (2)爱玛对男性的智性诉求
  智性,指超越肉欲的精神需求,这一点也是忽视爱玛精神层面的另一表现。小说开头曾交代了一个细节:爱玛所喜爱的画册下方的签名,往往都有贵族称号的头衔。可见,在修道院,贵族是以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进入爱玛世界的,其最初对爱玛的吸引是精神性的,并非物质性的、情感性的,并非欲望性的,以往评论将爱玛直接归为“物质、拜金”,显然有失客观。少女时代的爱玛并没有强烈的物质概念,尽管后期她对物质的需求超出了合理界限,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完全无视爱玛先前纯粹的精神追求,而将其后来因自救无望才转向的物质堕落无限放大。更何况这种堕落也混合着其他男性(勒乐、郝麦)的蛊惑勾引,以及一系列来自父权机制复杂因素的影响。
  爱玛对男性的期待过于理想化,甚至有了荒诞的意味:“只要是和她现在的生活不同的,都感兴趣。”这是显而易见的,爱玛不满于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福楼拜也给了读者另外一个线索,即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感性/理性。如此感性的爱玛,人格中仍包含理性。夏尔受同行排挤,爱玛“气不打一处来,把他那同行一顿臭骂”。夏尔却十分懦弱,气得爱玛大骂他为窝囊废。后来,夏尔的医疗事故让爱玛彻底绝望。小说结尾,爱玛借钱时面对公证人的侵犯大喊:“我可怜,可我不卖身!”可见,爱玛宁死也不卖身,说明她本人虽然在后期到了纵欲的地步,但即便落魄至此,仍没有放弃对精神的追求。
  3.精神異化:在自救中自毁的无主女性
  (1)女性的失败
  爱玛在修道院成绩优异,“最难的问题总是她回答的”,“嬷嬷们曾对她寄予厚望”。从小说中爱玛接人待物的机智反应也可看出,她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女性,她的人生本来有多重可能性。然而,从精通各种艺术技能的才女爱玛,到服食砒霜自杀的荡妇包法利夫人,其悲剧根源正在于她从未独立的女性身份。“自由如若不是伴随以经济独立,就仍然是抽象的”,“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爱玛没有工作,决定了她必须依附男性,寄生在父权体系之下。所以,爱玛的人生价值“只能在家庭中实现,不能走向社会”,爱玛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失去了人格上、经济上的独立”h。此时的爱玛面临两个选择:第一,独立谋求工作,不为男权体制所同化;第二,被男权体制同化,依靠男性生活。爱玛是否可以获得拯救?在调查法国女工状态后,波伏瓦表示:女性忍辱负重和顺从等态度导致妇女劳动合法性进展缓慢,“必须等到1874年才有法律干预”。已有妇女的劳动现状令人难堪:“女工的日工作时间和男工相等,只得到男性工资的一半。”因此,爱玛生活的第二帝国时代,妇女劳动从体制到法律都是不健全的。上述第一个选择并非爱玛的理想出路,后一种选择正是小说中爱玛的生活:爱玛将理想转嫁到男性身上,从丈夫到两个情人,甚至在女儿出生前还盼望生一个男孩,结果全部失败。由此表明,父权体系下女性自救的双重悖谬——反抗与顺从,皆包含极高的风险性,都面临失败。
  (2)艺术的失败
  女性身份让爱玛陷入自救圈套,但并不意味着就此落入绝境,沦为男性的奴役,毫无生还的可能。在悖谬与绝境之间,仍存在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说,父权制下女性处境艰难,由此将爱玛反抗的失败归结为社会历史等客观原因,那么爱玛以艺术救赎现实的失败,则要从爱玛个人层面进行反思。因此,有学者将爱玛称为女版的堂吉诃德,也不无道理。堂吉诃德迷恋骑士小说,将现实与文本混为一谈;包法利夫人沉迷浪漫小说,不加审视地将艺术强制嵌入现实生活中,虽然可以获得短暂的快乐,但这种畸形观念必然不能长久。对此,朗西埃认为:“爱玛的罪行就是对抗文学的罪行,就是滥用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等价关系。文学必须将她处死,以保持艺术不受它自己那不吉祥复体的影响,这就是让生活变成美学。”i
  三、女性悲剧的价值超越
  1.以此在反抗存在
  1853年,福楼拜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无疑就在此刻,就在法国二十个村庄里,同时在受苦在哭泣。”j爱玛作为19世纪法国女性的代表,其自杀具有象征意义。她本可以安心做一位医生的妻子,生儿育女,像其他法国女性一样,温顺地接受家庭妇女的命运,成为父权制历史中沉默的“第二性”。然而,写实地再现普通女性的命运,不是福楼拜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福楼拜选择爱玛也正因为她的反抗意识。“爱玛不是一个弱者。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反抗的意识。”与其他女性默认男性赋予的存在方式不同,爱玛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比如与罗多尔夫相识后,爱玛曾尝试建构另一种生活,让他带着自己出走,结果被他无情抛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爱玛的越轨不是为偷情的刺激,而是女性于婚姻中自救的一种验证方式。“爱玛并没有沦陷在欲望王国,她对欲望的追求与体验,正如堂吉诃德对抗羊群、战风车一样,不过是她生命体验的印证。”k人们往往停留于爱玛出轨的表象而不深入到其反抗的本质,症结就在于爱玛身上的情妇标签,这是社会偏颇地施加在女性身上的道德烙印,造成大众对女性行为的误解,将女性的反抗先验化、一元化、简单化。小说中,丈夫的麻木、情人的自私,逐步将爱玛变成情欲的傀儡,将其推到绝望的风口,而爱玛却没有像这类男性一样逃避对女性的反思和拯救,更没有像其他女性一样对自身的奴役保持沉默。她以此在反抗存在,虽然个人也难辞其咎,但毕竟以生命为代价,最终用自己的死亡勇敢地发出了女性的呼声。   2.人类的自我认同与实现
  爱玛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女人。除了女性自救的历史意义,爱玛的反抗也显示出人类对自身的追问,其探索具有超性别的人类意义。就爱玛的反抗而言,李健吾曾代爱玛发问:“如果比起四周的人们,我应该享受一种较优的命运,为什么我不应该享受,为什么我非特不能享受,而且永生和她们拘留在一起呢?”这里不禁让人联想到《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精神危机,进而追溯到尼采的超人理论。爱玛接受过贵族教育,与同阶级的女性相比,她从内而外都更胜一筹,像一个“城里小姐”;与真正的贵族小姐相比,爱玛从外貌到学识修养,不仅可以与其媲美,甚至还比她们更有灵性。因此,爱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剩下唯一的障碍——阶级。此时,拉斯科尔尼科夫就像爱玛的兄长,他们跨越各自的性别,在文学的时空中相遇,对人类的既有体系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重估一切价值!”l
  当然,爱玛失败的事实已经证实,对于外省的农户来说,巴黎神话是遥远的;更何况她抛弃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将艺术的空中楼阁现实化,结果只能以自杀拨动悲曲最后的颤音。一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流放,爱玛也在自救中自毁。然而他们的追问本身却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这是人类对传统的反思,对自我的审视,对可能性的求索。时至今日,许多文学作品仍在延续这一追问,主人公的个性往往与爱玛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具有一致性:“精神的极度痛苦和矛盾斗争。”m此类人物多属悲剧命运,但此处悲剧却并不具有消极意义,雅斯贝尔斯说道:
  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便在神祇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抵抗致死,也是超越的一种举动:它是朝向人类内在固有本质的运动,在遭逢毁灭时,他就会懂得这个本质是他与生俱来的。n
  结语
  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爱玛是一位真正的女性。她发现了生活的不完满,且没有像同时代女性一样被动、容忍,而是主动寻找理想的生活。爱玛不想被男权社会、被家庭的琐碎磨损,以至于沦落到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的结局:丧失自我,成就家庭。“这种对理想性的生活的欲求,本质上讲又是一种对于现状的不满足的超前意识和欲望。”o爱玛为保存女性的独立身份,在生活和性爱中都特立独行,始终追求与男性的平等。历经沧桑之后,误入歧途的爱玛选择自尽,但她生前的自救却以悲剧的超越给未来女性以无限启示:“大家看包法利夫人走下法庭,以为是一个披头散发的泼妇,不料她和希腊的女神一样庄严。”
  a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法〕贝纳德·马尔尚:《巴黎城市史》,谢洁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c 〔法〕帕特里斯·伊戈尔:《巴黎神话》,喇卫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页。
  d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e 张凌江:《被文本吞噬的爱玛——对〈包法利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5期,第61页。
  f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
  g 刘武和:《“女性的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7页。
  h 陈立乾:《男权体制下的牺牲品——〈包法利夫人〉中爱玛人生悲剧解读》,《前沿》2011年第24期,第202页。
  i 〔法〕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j 转引自艾珉:《包法利夫人·译本序》,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
  k 李葛送:《〈包法利夫人〉艺术拯救与自性受难的悖论》,《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57页。
  l 〔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9页。
  m 褚蓓娟:《试论包法利夫人的女性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94页。
  n 〔德〕雅斯贝尔斯:《悲劇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o 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参考文献:
  [1] 童明.现代性赋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作 者: 黄金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转载注明来源:/1/view-153919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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