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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视域下的《包法利夫人》

作者:未知

  摘 要: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最引人深思的恐怕就是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其中缘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生态伦理的视域探析包法利夫人的不幸遭遇,我们会发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男性与女性关系中所存在的中心主义,而其症结则在于现代科学理性的泛滥,故而只有在反思、批判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讨现代社会走向生态伦理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生存困境 工具理性 侵凌性 主体间性 生态伦理
  《包法利夫人》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不仅是因为它影响巨大的“客观化”写作、精心雕琢近乎完美的语言,更因为它永远不朽的悲剧主题。至今,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自的理论视域出发,对其做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但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探讨爱玛的悲剧仍有必要,也许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性别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会使我们对爱玛的命运有更深的理解,对自身的生存处境有更多的反思。
  一、人与环境的关系
  《包法利夫人》自问世以来就备受瞩目,尤其是包法利夫人的不幸结局总引起人们的唏嘘感叹,可以说,福楼拜之卓越并非仅仅写出了爱玛个人的悲剧,更是洞悉了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纳博科夫就说过:“福楼拜做的是人类命运微妙的微积分,而不是环境因素的加减乘除。”a《包法利夫人》中的环境因素自然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而是与现代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想要探究包法利夫人悲剧的根源就得首先考察她所处的环境。
  (一)人与自然的对立
  读完《包法利夫人》会发现,周围的环境总好像梦魇一般包围、逼迫着爱玛·包法利,而她始终也没能摆脱这沉闷环境的围困。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她欲求解脱,却常陷入精神的苦闷之中。小说将爱玛的厌倦、无聊渲染到了极致,她在日常生活中犹如溺水之人濒死挣扎,小说这样描写道:
  但她特别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咯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都盛进她的盘子里。闻到肉汤的气味,她的灵魂都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b
  面对闭塞沉闷的生活,爱玛只能求助于浪漫的幻想,逃到虚幻之中去寻求情欲的刺激和心灵的慰藉。作者描写爱玛的这种心态时写道:
  “不过诗读久了也会生厌,”爱玛反驳说,“现在相反,我倒喜欢一气呵成、惊心动魄的故事。我最讨厌平庸的人物、节制的情感,那和日常见到的人一样。”c
  哪怕自然美景也要为她的情欲服务:
  她爱大海,是因为它波涛起伏,她爱青翠草木,爱的是它们疏疏落落地点缀在断垣残壁之间。一切事物都得投她所好,凡是无法使她的心灵即刻得到滋养的东西,就是没用的,就是可以置之不顾的——她的气质不是艺术型的,而是多愁善感的,她寻求的是情感,而不是景物。d
  福楼拜常常一面将视角投向自然的醉人美景,一面又转向爱玛旺盛的欲望,将二者并置于同一场景,从而凸显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爱玛要求自然投她所好,为她服务,但越是沉溺于自身欲望,她就越是与外界相对立。爱玛的困境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遭遇,自然环境给她带来的这种围困感和压迫感正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失和的集中体现。当人不再对自然付诸敬重与温情,只是将之看作服务于自身欲望的工具时,自然便不再是人类赖以栖息的家园,而变异为与人截然對立的一方,这意味着“失乐园”之后,人将漂泊流浪而无所归依。
  (二)人与人的隔绝
  爱玛不仅与自然是对立的,与他人亦是隔绝的。面对现实困境,爱玛往往缺乏理智的思考。因急于寻求解脱,她根本连所面对的人都没看清楚,仅凭着自己的热情而不是考虑,一下子把未来许给对方。e她答应嫁给夏尔,只为打破一成不变的农庄生活;她爱上罗多尔夫,只是满足“有一个情人”的浪漫念头。在她眼里,爱情“应该突然而来,光彩夺目,好像从天而降的狂风骤雨,横扫人生,震撼人心,像狂风扫落叶一般,把人的意志连根拔起,把心灵投入万丈深渊”f,甚至“她并没有问过自己是否爱他”,就连所谓的爱情也是出自她的幻想。正是“在一种过度的侈张之下,爱玛的想象活跃着。她的真实生活,也就含在她的想象里面。这种想象却顺着她传奇的心性,集中在她情欲的满足”g,说到底,她不过把他人看成一种自我的镜像,只有她妄想式的自恋而没有心的沟通与交流,没有真正的挚爱与关怀。在这个过程中,“肉体的七情六欲,对金钱的垂涎三尺,还有热情带来的伤感,全都混在一起,成了一种痛苦——而她不但不求解脱,反而越陷越深,自寻烦恼”h。
  在整个社会关系中,不唯爱玛,其他人同样表现出令人心寒的自私冷漠:爱玛渴望向丈夫诉说浪漫情怀,可夏尔却满足于自己的食欲而昏昏欲睡,难以沟通;她渴望与情人罗多尔夫地久天长,私奔海角天涯,得到的却是“在信纸上洒几滴水当作眼泪”的欺骗;困厄之际,莱昂对她置之不顾,不闻不问;她信任债主勒侯,却遭到他威逼利诱、处心积虑地算计……当勒侯向爱玛逼债时,她来到了永镇公证人吉约曼家里求助,然而公证人在明白事情紧急的情况下,“照吃他的猪排,喝他的茶,下巴缩进天蓝色的领带,领带上别了两颗金刚石别针。他笑得很怪,样子既谄媚又暧昧”i。作者不断强调吉约曼生活的奢华,在面对绝望无助的爱玛时,他非但没有怜悯同情,反生奸淫之心,可见人与人之间已难有道德情感可言。在这样功利冷漠的社会环境中,可怜的爱玛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和帮助,走向毁灭悲剧终究无可避免。
  (三)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
  作为父权社会中的一名女性,爱玛不可能受到社会的公正待遇,真正地融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在《福楼拜文学书简》中,福楼拜就表达了自己对女性群体的同情:“请相信,虚构也有真实……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无疑就在此刻,就在法国二十个村庄里,同时在受苦哭泣。”j爱玛没有属于自己的工作,这使得她的生活内容单一枯燥,整日百无聊赖。其次,经济上不能独立,只能处于依附地位。爱玛虽时时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可首先从经济上来说便不可能。尤其当欠下巨额债务无力偿还时,她便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再者,爱玛的生活范围极其狭窄,其生活轨迹从贝尔托到托特,再到永镇,更远便是鲁昂。当生下一个女孩时,她极其失望:   一个男人至少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尝遍喜怒哀乐,走遍东西南北,跨越前面的障碍,抓住遥远的幸福。可一个女人却是困难重重。她既没有活动能力,又得听人摆布,她肉体柔弱,法律上又处于从属地位。k
  爱玛永远无法实现理想中的人生,然而越是如此,她便越想要追求物欲与肉欲的快乐,沉浸其中以求得心理上的代偿。只是这种心理的满足虚幻而短暂,无异于饮鸩止渴。
  然而,虽说爱玛不免带有简单幼稚的特点,但也无可否认她不甘平庸、拒绝平庸的过人勇气。“爱玛不是一个弱者。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反抗的意识。”l她向往昂代维利埃侯爵府上那种奢华的上层生活,渴望中世纪骑士与贵妇间的浪漫爱情以及贵族式温文尔雅的人际关系,然而,她在男性的凝视中只是一种观赏物,一种工具:对于丈夫夏尔,她只是一个漂亮的妻子,他从来茫然于她的心事;对于情人罗道尔夫、莱昂,她不过是他们为满足情欲而追逐的猎物,他们也从来没有真诚地关心过她;对于商人勒候,她则是一个可以榨取油水的消费者,最后的逼债也体现出他的铁石心肠。作为女性,爱玛始终处于被利用、被观赏的地位,无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存境况。
  二、中心主义:现代社会的主体症候
  福楼拜对小说人物的欲望书写乐此不疲,又将之置于环境的对立面上:“如果福氏真写一位女隐士,《包法利夫人》绝不会有现在的成就。环境和女主角的冲突,绝没有这样明显,这样趣味浓郁,这样生死系之。”“爱玛错综的际遇,同她环境的铺陈,建筑在福氏哲学的概念上。”m而“在所有的哲学思想中,福楼拜对斯宾诺莎主义最为迷恋,直到晚年他对斯宾诺莎的著作仍爱不释手”n。在1872年3月给乔治·桑的一封信中,福楼拜提到为写《圣安东尼的诱惑》而阅读康德和黑格尔:“在离开二人的著作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我那古老而又三倍伟大的斯宾诺莎,那《伦理学》是怎样的著作啊!”o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基于“神即自然”的哲学思想驳斥了“万物皆有目的”:“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那些成见尽基于人们一般地认定自然万物,与人一样,都是为着达到某种目的(finis)而行动这一点,并且他们相信神作育万物皆导向一定的目的。他们说神造万物都是为了人,而神之为了造人又是为了崇奉神。因此我首先要考察这一成见,并且第一要根究为什么多数人具有这种成见,以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有抱这种成见的自然倾向。其次,我要指出这种成见的虚妄。最后,我要指出由这种成见怎样产生出关于善和恶,功和罪,赏和罚,条理和紊乱,美和丑等等方面的成见。”p福楼拜在《圣安东尼的诱惑》中也借魔鬼之口说道:“大地并不是宇宙的中心……骄傲的人类,你还是谦虚点吧。”q可见,斯宾诺莎对于人为万物主宰的中心主义观念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福楼拜:“我们看到从福楼拜一生的隐居,到他的写作和生活言论,无一处不能发现他生存态度的谦卑和对人类中心主义势力膨胀的厌恶与反感。”r透过人与环境的关系,亦可以看到《包法利夫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爱玛为了追求欲望的满足,要求自然景色为她服务;其二,在人与人的交际关系中,爱玛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身的欲望和利益,罔顾他人,而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又导致个体无法真正融入社会群体之中;其三,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父权主义束缚、压迫着以爱玛为代表的女性,将她们置于被观看、被消费、被占有的位置上。
  福楼拜的伟大就在于,他抓住了那个时代的问题根源。欧洲自19世纪以来,一方面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业化生产大规模兴起,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现代化不断推进,这都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活的丰富与都市的繁荣;而另一方面,这又带来自然环境的污染破坏,消费主义泛滥,人的精神世界萎缩,创造性也日渐枯竭。由于爱玛将自然、他人视作为自身欲望服务的工具,那么对于这样的工具,她作为中心是无须付出情感的,自然也不可能从工具那里获得任何情感的回应。可笑的是,爱玛虽然自认为是自然与他人的中心或目的,此刻却异化为欲望的奴隶,成为欲望达至自身的工具。通过《包法利夫人》,我们不难看出福楼拜对现代社会精神贫乏的揭露,对社会普遍流行的科学理性、进步神话的讽刺,这种反向探索正击中了现代社会以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人类乐观主义的要害。s在致爱德玛·德·热奈特的一封信中,福楼拜说道:“永恒的自然力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怜的个性多么虚妄!”t
  归根究底,近代以来社会的病症在于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中心主义,从而造成了人类生存的自我中心困境。自近代笛卡尔以来,建立于主客对立基础上的科学便认为人是理性、自明的“我思”主体,对客体对象应保持一种客观态度,以便获得關于世界的真理。然而,正如拉康所认为的,现代科学的理性主体以笛卡尔的“我思”主体为其生长点。但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说,主体的所谓‘思’,实际上是无意识在思,是‘它在思’,笛卡尔以‘我怀疑’作为前提获得的‘我思’以及进而获得的‘我在’的确定性都是误认的结果,其所确立的并非真正的主体,而至多只是确立了先验主体或意识主体的明澈性与其确定无疑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而这一联系对于主体的无意识维度而言,根本上是想象的产物,是一种幻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称建立在笛卡尔的‘我思’基础上的现代科学知识都是一种妄想症知识,它们都是基于笛卡尔的那个‘假定能知的主体’,殊不知这个主体只是一个自欺式的幻象,是自我对自身知识的一种误认”u。笛卡尔将“我思”误认为“我在”,这就夸大了人的理性,造成理性的僭越,完全忽视了人的无意识维度,陷入一种狂热的自我迷恋。在这种主客对立的关系中,自我与他者之间仿佛悬隔着一面镜子,人所看到的是自我的镜像或者说理想自我。自我镜像/理想自我为维持自身的同一性与整体性从而占据了本应属于他者的位置,这一过程中自我镜像/理想自我与他者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这就是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发生的对他者的“侵凌性”。v爱玛的爱情也好,其他人对待爱玛也好,都体现了这种为追求自身欲望而罔顾他人的“侵凌性”。对于处在他者位置上的丈夫、情人,爱玛既不真正了解也并不在乎,她寻求的是爱情的浪漫幻象。而丈夫、情人、邻居、商人……又何曾真正关心过爱玛?她也只不过是他们追求欲望满足,或者牟取利益的工具而已。至于爱玛的死活,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消除自身的异在性,维持一种同一性,现代人类善于将自己建构为理性客观的实践者,然而这种自主自足的“我思主体”只是自恋式妄想的产物,它占据了他者的位置,因此自然、他人成了自我欲望的映射对象,实质上形同虚设。主体作为中心,对客观对象无须也不可能付出情感,从而也不可能获得任何情感的回应。在这样一种既不付出情感又无法获得情感交流的主客关系中,无论是与自然,还是与他人,与异性,主体都是被隔绝、孤立的。而这样的中心困境又必然导致主体生存意义的失落,从而形成生存意义之洞,它意味着无尽的欲望与空虚。虽然爱玛自小在修道院接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问题其实并不在于浪漫主义对她的魅惑,而是现实生活所呈现出的巨大的生存意义的黑洞——生活平庸乏味、沉闷无趣,人与人之间隔阂冷漠、尔虞我诈,所以她只有逃到浪漫主义的幻境之中。爱玛所憧憬的温文尔雅、富丽堂皇的贵族生活不过是用以掩盖生存意义之洞的欲望对象,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幻象,是她无尽欲望的原因。毕竟,这一幻象只能掩盖生存意义的空洞,却并不能真的带来生存的意义。掩盖即揭示,它非但不能填充生存的空虚,反而成为生存意义缺失的症候,表征着爱玛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爱玛拼命地构建自己想象中的贵族生活,关注时尚、拥有情人以及借高利贷来维持奢侈的物质生活,可对爱情、对贵族生活的追求不仅没有让爱玛感到心灵的满足,反而加剧了她的自恋妄想,加剧了她内心的孤独、贫乏与空虚。事实上,爱玛所追求的自由与解放又都被日益发达的资本主义纳入到生产消费的巨大循环中。爱玛不断向勒侯赊欠商品,渴望在上流社会那种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中获得幸福。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用消费主义的阴谋加速浪漫和商品的联姻,以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的高蹈性给意义匮乏的商品注入了抽象的符号意义,最终把人的自由解放置于商品消费的汪洋之中。w一味地消费并不能为爱玛建构起真正、持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将消费当作人生意义的安顿,凸显出的是丧失了真实个性的人对某种总体性的依附。   三、走向生态伦理
  处在一个平庸贫乏的时代,人们眼中只有自己而无他人,爱玛对平庸的反抗只不过是一条死胡同。当作者给作品取“外省风俗”这样一个副标题时,揭示社会环境险恶污浊的用意就更加明显无疑了。时至今日,爱玛由1857年的小说中走出,竟成了与之相像的群像符号。“世间从未有过爱玛·包法利这个女人,小说《包法利夫人》却将万古流芳。一本书的生命远远超过一个女子的寿命。”x“包法利夫人”并没有“死去”,她的悲剧也没有消失,她身上凝缩着整个人类的命运。
  从生态伦理视域来看,爱玛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是整个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其根源是西方近代所推崇的科学理性在实践上走向了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着眼于构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共生、和谐的关系,然而又不应局限于此,它应该将人与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也纳入思考,说到底,是对于自我与他者伦理关系的反思。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人类迫切需要征服、改造及占有自然,以获得发展的自然资源;同时,由于物质利益观念的不断加强,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主要尺度,传统的情感、道德趋于崩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功利化。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日益趋向于目的与工具的关系,人为了欲望的满足可以占有、破坏自然,可以利用、伤害他人。科学技术被广泛运用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然而,中心主义的支配致使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陷入一种盲目、疯狂的境地,功利主义盛行,理性主体因物欲膨胀而沉溺自我,他者或相异主体则付之阙如。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实现一种转变,以改变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走出中心主义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改变以往视自然、他人以及女性为客体对象的观念,他们不是理性主体的某种工具、手段,而是与主体平等的他者主体。我们应努力寻求一种自我与他者共生的知识,进而才能更好地与他者保持一种和谐友好的共生关系。在认识论上,主体依然坚持一种理性但对他者抱有同情心的研究态度;在实践层面上则追求一种生态伦理的德行,即更好地尊重、关怀他者,与他者保持和谐、友好的交互关系。这就与中心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两者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持不同态度: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以客体为服务于理性主体的工具,而平等、交互主体则以他者为与主体平等相处的相异主体,从而形成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关系。科学必须还原到生活世界的境域之中,生活世界所蕴含的主体间性维度也会从实践理性的层面给予科学探索一种伦理道德的指引。最终,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男性与女性之间从主客关系还原为平等主体间的交互式关系,彼此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走向生态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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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王国恒,文学硕士,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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