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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人类之声

作者:未知

  摘 要: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位白俄罗斯作家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她的作品也因为独特的写作风格和震惊世界的故事背景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作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调写作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书的每一个故事中都深刻地体现着俄罗斯民族特有的“聚合性”思想,本文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这部书中“自由性”和“统一性”这两个“聚合性”的基本因素来分析书中特有的“聚合性”主题,进而体现出其中独特且伟大的民族精。
  关键词:切尔诺贝利 聚合性 民族精神
  一、小说作者与内容简介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的作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Алексиевич)于1948年出生于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现明斯克大学)新闻系。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其职业是一名白俄罗斯记者,因此与其他书写战争文学的作家不同,她更加善于用记者的方式,通过与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来创作纪实文学,著作有《战争中的非女性面孔》(У вщйны женское лицо)、《最后的见证者》(Последние свидетель)、《锌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切尔诺贝利的祭祷》(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和《二手时间》(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在这些纪实文学中,她以记者的视角记录并还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和事件。她特有的写作方式以及对人类重大事件的关注,使她先后获得了包括瑞典笔会奖、德国莱比锡图书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在内的多项大奖,并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她的作品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作为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全书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在那里救援、工作、生活的,和切尔诺贝利息息相关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名字,但在切尔诺贝利纪念册上却并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名字仅被留在了隔离区和医院的病房里,在切尔诺贝利的上空散发着孤独的声音。
  二、复调写作和聚合性思想
  在2015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她的复调写作,成为我们时代里苦难与勇气的一座纪念碑”,是献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复调写作成为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一大特色,区别于传统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在复调小说中,主人公通过对话讨论人类思想中的重大问题,作者并不直接参与到讨论中,在文中作者不会给出盖棺定论的结论,也不会有最后的总结,作者所做的只是创作,只是给予作品中人物以灵魂,只是产生对话。而在这些复调小说中体现的艺术共同点则是有着基于正教理念和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深刻背景, 其中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聚合性”作为一个神学概念,最初是由俄罗斯斯拉夫派领袖阿里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提出,用来表明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新教会之间的根本不同。霍米亚科夫认为,聚合性作为俄罗斯精神的特征之一,涵盖着“俄罗斯的共同性原则、对集体生活的热爱、合作的原则、爱与自由的统一”的观念,这种聚合性的核心内容则被归纳为 “多样性中的自由统一”。 霍米亚科夫充分肯定自由为通向统一之路,并不断寻找着更为有效的团结力量,并且他认为,只有爱才能够成为这种力量。当代正教思想家尼·斯特卢威则对该名词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聚合性就是实现最广泛的多样化的同时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由此,我们认为复调小说形成的缘由与“聚合性”密不可分,我们也可以看出“聚合性”中的两个基本因素——自由性和统一性。
  三、多样性中的自由统一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作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典型的复调写作的作品,在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很明显的“聚合性”思想观念。接下来,本文将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这部书中“自由性”和“统一性”这两个基本因素,由此来分析书中的“聚合性”主题。
  1.多样性中的自由性
  首先,是自由且平等的主体。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本书中,所有叙述者都是有着自主意识并能够与作者处于同一高度的自由主体,正如巴赫金所说:“人物一旦被作者创造出来就必将依据自身的艺术逻辑,自己的规律发展。”在复调式小说中,作者对主人公不再有着绝对主宰地位,作者在书中也绝不是高于一切的类似于上帝的存在,复调式作者将每一个声音都作为一个主体,赋予他们以生命。在书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固定的主人公,每一个故事都在讲述着不同的人生;同时,我们也并不会看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受访者所讲述的故事做出自己的评论和感想,她所做的只是将故事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在书中,作者如何思考、如何评判、如何看待人物和事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故事主人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其次,是不同且自由的交叉。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多种不同维度的交叉:既有多语境的交叉,如回忆、复述、想象、片段、意识流等;也有多人物的交叉,如作者本人、独访中的故事主人公、群访中不同身份的人物等;更有不同环境和多重时间的交叉,如事件发生的不同環境、采访叙述的不同时间、接受访问的不同方式等。这些多角度的交叉贯穿在书中,构成了书中的自由交叉风格。
  再次,是不同且自由的声音,这也是复调写作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部书中,不同的声音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这些声音并没有孰强孰弱,作者赋予了他们生命,也赋予了他们平等的权利。同时,作者还向我们展示了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声音:在这部书中,从辐射区普通群众的角度,我们可以听到对持枪者的恐惧:
  “我不想回忆,太可怕了。士兵把我们赶出来,他们开着那种越野大军车进来,还有自行火炮。一个老人躺在地上,他快要死了。他们要让我们到哪儿去?‘我这就站起来,’他哭着说,‘我自己走到墓地,自己走。’他们给我们的家园赔偿了什么?赔偿了什么?您看,这里多美!谁能赔偿这里的美丽?这里是度假区啊!”   ……
  “警察在呼喊,他们开着汽车来了。我们都躲进森林里,就像当年躲避德国人一样。一次,他们和检察人员一起来找我们的麻烦,威胁说要判?我们的刑。我说:‘那就判我一年,我去服刑,完了再回来。’他们又喊了一气,我们没有作声。我有康拜因先进工作者奖章,而他竟然还叫着:‘依照《刑法》第十条一样可以判你刑……’”
  而从士兵和警察的角度,我们可以听到成为英雄的“自豪感”和令人感叹的牺牲精神:
  “我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我们曾为此发誓……”
  ……
  “听到召唤,我就去了。义不容辞!我是共产党员,一定要站在前列!情况就是这样。我在警察局工作,是高级警察。”
  ……
  “现在,我不去评判任何人,我理解他们。都是年轻人。但我还是会去……这是肯定的。他不去,我去。这就是男子汉!”
  在书中,不同的故事传递出不同的自由声音:或愤怒、或无助、或惶恐、或英勇。最为重要的是,每一种自由的声音都没有被其他声音所趋同,而是一直延续到了故事的最后。就像即使我们在后来的故事中知道了警察和士兵的牺牲和迫不得已,但每次看到普通隔离区群众的故事时还是会体会到他们对持枪者的愤怒以及无助。
  最后,是故事的多样性和未完成性所体现出的自由性。在这本书中,体现的仅仅是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关的一部分的故事,我们可以认为,只要作者想继续采访下去,她就可以和更多的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关的人物沟通,甚至是他们的儿女后代,他们都是这场事故的见证者。多样性是指在这部书中,作者并没有在书中给出自己的结论,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结尾,而切尔诺贝利的故事会随着时间一直延续下去,正如歌德所说:“你不能完结,这使你伟大……”
  2.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在初看《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部小说时,我们会认为它只是不同故事的合集,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的叙述者和发展趋势。但当我们读完这部书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故事与故事中,剥去掉故事的内容,我们会看到切尔诺贝利人们相似的精神和追求,这些相似的精神和追求也进一步构成这部书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展现了其民族精神中的高度统一性。
  第一点是对上帝的信仰。如同丘特切夫(Тютчев)在他的诗中所写的:“对俄罗斯只能是信仰。”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的民族,人们从小就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东正教的思想,这使得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有时甚至超越了对生命的渴望。在这本书中,尽管每个故事的叙述者身份地位、受教育程度都不尽相同,但在每个故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和追求。首先从这本书的书名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祭祷”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这本书在最后之所以改名为《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我认为很大原因是展现了人们在书中对于上帝的祷告。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所有的受难者似乎都体会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世人宣扬的上帝之爱,俄罗斯民族对上帝的信仰有着一种神圣的狂热。书中的很多叙述者都强调过这样的一句话:“从前是共产主义取代了上帝,现在这里只剩下了上帝。”在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失去希望后,上帝成为切尔诺贝利人希望的寄托,而对于上帝的信仰也成为他们生活中唯一的光芒,成为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
  其次,是对家园的热爱。这一点在每一个切尔诺贝利人的故事中都有所体现:
  “我们会在这里生活。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切尔诺贝利,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国……(突然笑了)这里的鸟儿和我们家乡的一样。”
  ……
  “在我们看守期间,一个当过集体农庄主席的人带着当地村民来了,他们已经被迁移到别的地方,分到了房子,但他们还是返回这里收玉米,下种,把干草打成包。我们在干草包里找到了藏起来的缝纫机、摩托车、电视机。因为受了辐射,电视机已经不能看了……他们来跟你做交易:他们给你一瓶自酿烧酒,你得允许他们带走一个儿童推车。”
  ……
  “我的姥姥……她在新地方住不惯,一直想家。她在臨终前说:“我想吃酸馍。”已经好几年不让吃酸馍了,因为它最容易吸收辐射。我们把她的遗体运到老家杜布罗夫卡村安葬……那里已经是铁丝网拦起来的隔离区。”
  不论是在死后被运送回隔离区的老人,还是带领村民回到隔离区收庄稼的农庄主席,在切尔诺贝利人的心中,隔离只是暂时的,与核辐射带来的危害相比,更为可怕的事情是无法再一次回到自己的家园。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提出了“要自由还是要面包”的命题,那么切尔诺贝利人在这部书中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他们需要面包,需要来自切尔诺贝利的面包,这一点也恰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中特有的村社精神。
  第三点,是对“情”与“爱”的追求,这里的“情”字不单单指夫妻、恋人之间的爱情,还包括亲情、友情等同样令人动容的情感。在书中,有面对身受一千六百伦琴辐射,已经成为高危辐射体的丈夫、不离不弃的消防员的妻子,即使陪伴的代价是他们未出生的孩子:
  “他会死的。”她对我说:“还能怎么样?他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可置人于死地。”她也感到惋惜,但那是另外一种。可他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爱。”
  ……
  “看上去是个健康的婴儿。小胳膊,小腿儿……可她有肝硬化……肝上有二十八伦琴辐射……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我被告知,女孩死了。”
  有对一出生就与别人不同的女儿呵护备至,为了让女儿可以活下来而拼尽全力的母亲:
  “她生下来的时候……就不像个婴儿,而是像个肉口袋,浑身上下没有一条缝儿,只有眼睛睁着。”
  ……
  “我不让自己哭……我不能哭……我到处求救,写信:请把我女儿接走,哪怕是用作试验……为了科研……把她当作实验的青蛙,做实验的兔子我都同意,只要她能活下来(哭)我写了几十封信……哦,主啊!”   在书中,我们感受到了核辐射给人们带来的严重危害,但在危害的背后,从书中的字里行间,从每一个主角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切尔诺贝利人并没有被这样的灾难打败,他们还在努力地生活,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仍有“爱”的存在。就像书中所记载的那句话:“我爱他,哪怕眼看着他变成一个怪物。”正是因为心中有“爱”的存在,才会在每一个不同的故事中,我们都会感受到切尔诺贝利人对生命的希望。
  四、“聚合性”思想中所体现的“孤独的”人类之声
  不仅是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部书中,“聚合性”的思想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其他作品中都有体现。我们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通过“灾难”形成聚合的:在《战争中的非女性面孔》中,作者采访参加“二战”的女兵,以女性视角记录这场战争;在《最后的见证者》一书中,受访者是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战争亲历者,在采访中回忆着自己充满了战争气息、噙满了泪水与痛苦的童年;在《锌皮娃娃兵》中,接受采訪的主要人物则是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们。
  “聚合”的体现并不是简单的具体地点的集聚,不是事件周而复始的发生,而是民族精神的凝聚与意志的统一,是人们内部灵魂的统一。从书中朴实且真挚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论是受到战争的侵袭,还是比战争更加可怕的辐射危害;不论是希望报效祖国进入辐射区的士兵,还是那些被驱逐出自己家园的普通市民,在每一个故事背后,在故事所展现出的精神领域中,都有着人们坚定的信仰和追求。
  在书中,看似每个讲述者只在讲述自己的故事,都在散发着“孤独的”人类之声,但在“孤独”的背后,却是伟大且坚定的集体主义观念和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精神,这种独特的观念和信仰使得每一个受到灾难的切尔诺贝利人得以聚合,使得每一个切尔诺贝利人的灵魂不再孤独,使得人们相信在灾难过后,承载着民族生机和希望的幸福之花,依旧会在这片土壤上重新绽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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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杨玉波.乌托邦的构建:《苦难历程》中的“聚合性”主题[J].俄罗斯文艺,2012(4):65-71.
  作 者: 牛瑞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语言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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